白燁，陜西黃陵人。畢業于陜西師大中文系并留校任教。20 世紀 80年代初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和文學研究所工作�，F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文學理論學會副會長、中華文學基金會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主編。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作家協會理事等。政府特殊津貼享受者。
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術專長為作家作品評論與宏觀走向考察。自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在當代文學的理論批評和作家作品評論方面，撰著了 300 多萬字的理論批評文章，出版了《文學觀念的新變》《文學新潮與文學新人》《文學論爭二十年》《賞雅鑒俗集》《批評的風采》《觀潮手記》《熱讀與時評》《演變與挑戰》《邊看邊說》《新實力與新活力——我看“80 后”》《文壇新觀察》《新世紀文壇與新媒體文學》等 10 余部文學理論評論著作；另主編有“中國文壇紀事”（1999年—2017年）、“中國文情報告”（2003 年—2017年）等多種文學選本和年度文學現狀概觀圖書�！段膲掠^察》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
白燁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文化藝術報：今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出版了您的《從“高原”到“高峰” —— 當代文學的陜西經驗》一書。這本書里的文章，最早的發表于1981 年，最近的發表于2024年，是您 40 年關注陜西文學的成果總匯吧？
白燁：《從“高原”到“高峰” ——當代文學的陜西經驗》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于今年5月出版的，集子里的文章，是40 多年陸陸續續寫就的。也就是說，這本由不同時期寫作的 60 多篇理論批評文章構成的著述，是我跟蹤觀察和持續評論陜西作家作品的一個論文結集。
陜西是生我養我的家鄉故土，關注陜西文學自然而然，評說陜西作家順理成章。1979年7月，我由陜西師范大學中文系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后，一邊做編輯工作，一邊寫文學評論。那一時期，想看的小說，想寫的評論，多是陜西作家的。集子里寫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陳忠實、路遙等人的評論，就是這一時期的文學評論習作。閱讀他們的小說作品，猶如夢中回游故里；撰寫他們的作品評論，重在寄寓悠悠鄉思。因為熟悉他們描寫的生活，了解他們使用的語言，讀作品感到悅目舒心，寫評論覺著得心應手。
早期寫作有關陜西作家作品的評論，側重于品評作家看取生活、構筑故事、塑造人物等方面的新意與妙韻，在閱讀與品賞中重溫懷鄉之情，抒發思鄉之愁。90 年代后，“陜軍東征”興起于文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浮躁》等作品相繼問世并連獲好評。從這時起，我在關注具體作家創作情形的同時，開始注意作為群體的陜西作家的創作狀況，并著意探悉陜西作家在不同個性背后的某些共性，以及這些特性與陜西的社會現實、文化傳統的內在關聯。
從新世紀到新時代，陜西的中青年作家積極進取，成長很快，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之下，陜西各類題材的小說創作持續向前躍進，不斷涌現出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另一方面，柳青的《創業史》，陳忠實的《白鹿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等小說力作，在文學閱讀和文學研究中被高度關注，成為熱度不減又深入人心的當代小說經典。這種情形就給人們在重讀這些小說經典中總結相關的文學經驗，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因此，我在這一時期的評論文章，在評說小說新作、推介文學新人的同時，還把較多的精力用于評說柳青等作家的小說經典的當下意義，以及這些經典作品得以產生的條件與動因。
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4 年 10 月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他指出文藝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之一，是“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要求“我們必須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在這一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新時代的文藝工作者都把創作優秀作品，構筑文藝高峰當作追求的大目標、努力的新方向。在這樣的一個總趨勢和大格局中，陜西作家孜孜不倦和奮勇向前，他們的身影格外顯目，立足“高原”、逼近“高峰”的創作成果也相當顯著。陜西作家的這些創作成就以及內含的文學經驗，很值得關注，也需要總結。因此，我的這本論集，通過我對陜西小說創作的跟蹤觀察與持續論評，也從一個獨特的角度反映了陜西小說創作 40 多年來的藝術跋涉進程與主要創作成果，以及蘊含其中的重要經驗。
文化藝術報：20世紀80 年代的陜西文學主將還是杜鵬程、王汶石這批老作家，賈平凹和路遙、陳忠實這批人剛剛起步不久，您在那個時期就看好他們嗎？
白燁：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 80 年代，陜西的文學創作既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氣象，又呈現出新老交替的勢頭。胡采、李若冰、杜鵬程、王汶石等老作家還健在，經常參加各種文學活動。然而，從創作方面看，陳忠實、賈平凹、路遙等人蓄勢待發，正在崛起之中。
當時衡量作家文學水準的一種重要標志是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在這些重要的文學獎項中，始終都有陜西作家的身影，甚至可以說連續不斷，接踵而至。在1978年中國作協主辦的全國第一屆優秀短篇小說獎評選中，賈平凹的《滿月兒》、莫伸的《窗口》同時獲獎；在1981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評選中，京夫的《手杖》獲獎；在1985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評選中，鄒志安的《支書下臺唱大戲》獲獎；在 1980 年中國作協主辦的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評選中，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獲獎；接著在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評選中，路遙的《人生》又獲獎，在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評選中，賈平凹的《臘月·正月》獲獎。這樣一個十分亮眼的成績單，在全國來看也是突出的、少有的。陜西的青年作家已經表現出來的文學激情與創作活力，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我確實比較看好他們，覺得他們在生活積累與現實觀察上既有厚度，又各有優長，只要在藝術上不斷進取，一定會有長足進步。
文化藝術報：您最早關注、看好的陜西作家是哪些人？
白燁：我在那一時期的文學評論，關注的陜西作家較多。老一輩作家里，很早就關注到胡采的文學評論，杜鵬程、王汶石的小說創作，李若冰、魏鋼焰的散文創作等，他們都給我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我也一直仰慕他們。
對當時一些年輕作家的關注，主要是陳忠實、路遙、賈平凹、莫伸、鄒志安等人。他們不斷有新的作品問世，讀來也令人耳目一新，能夠從中看出他們在看取現實上的銳意出新，在藝術表現上的不斷進取。那個時期，陜西從事創作的青年作家比較多，許多人都在蓄勢待發。1985、1986年的《延河》雜志用多期連載的方式，推出“陜西文學新軍 33 人小說聯展”。當時主持《延河》雜志的白描邀請我寫篇綜合評論，我認真閱讀了33位文學新人的作品，寫了一篇《延河逐浪高》的評論。這里邊的作家，就有楊爭光、葉廣芩、馮積岐、程海、張敏、黃建國、黃衛平、王潤華、鄭歌龍、趙伯濤、李小虎、晉川、劉路、明琪、竹子等人。我當時在文章的末尾說道：這樣一支隊伍，這樣一個態勢，“預示著一種更深的潛力和更大的起色”。事實也證明，在這一時期初露鋒芒的作家，后來都有各自的發展，有的人已經成為享譽全國的小說名家。
文化藝術報：賈平凹和路遙是最先走向全國的陜西作家，陜西作家群引起全國關注，是90年代的“陜軍東征”，這批作家和這些現象，您都寫過評論吧？
白燁：陜西作家在新時期文學初期就嶄露頭角，早就引起關注了。發生于90年代的“陜軍東征”，主要是陳忠實、賈平凹、高建群、程海、京夫等5位作家的5部長篇聯袂而來，讓人們更為關注陜西作家的長篇小說創作。5位作家的5部作品實際上是先后出現的，但確實通過“陜軍東征”這樣一個概念整合與媒體運作，陜西作家群更為文壇內外所普遍關注和高度重視。我曾在1995年與白描一起編選過一本《陜軍東征小說佳作縱覽》（華夏出版社），意在借助“陜軍東征”推介陜西作家的其他作品，并先后寫過《陜軍七人小說創作論略》《擋不住的崛起——作為文學文化現象的“陜軍東征”》等文章。2023年，陜西社科院文學所召開“陜軍東征30年”紀念座談會（實為“陜西文學的時代使命與高質量發展”學術研討會），我應邀參加了，并作了發言。我在發言中談到“陜軍東征的”三點意義，一是陜西作家蓄勢多年的群體爆發，二是長篇小說長足崛起的鮮明印記，三是新的文學時代登場的確切信號。所以，陜西作家由此引起廣泛關注是一個方面，還有就是長篇小說的長足崛起和市場化運作成為基本定式，也都是由此顯現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90 年代初的“陜軍東征”現象確實具有一定的劃時代的意義。
文化藝術報：陜西作家在全國能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和當時陜西評論家在文壇的影響力有多大的關系？那個時期，陜西的評論家和陜西籍的評論家在全國都是有話語權的吧？
白燁：陜西的文學創作，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就十分強勁。由柳青、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李若冰等人構成的創作主力，不僅引領著陜西的文學創作蓬勃發展，而且也在全國的文學創作領域位于前列水準。在這背后，文學評論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可低估，特別是評論家胡采卓有成效的辛勤勞作。延安時期就參加邊區文藝工作的胡采，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陜西擔任作協主席、文聯主席，但他始終堅持文學評論寫作，并以此作為組織和引領文學創作的最好手段。50年代，他在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年輕的朋友》、王汶石的《風雪之夜》等作品發表不久，就及時撰寫專題評論文章予以熱情推介。
他還在《從生活到藝術》《從作家的生活創作道路談起》等理論文章中，把柳青、杜鵬程、王汶石、魏鋼焰等人的創作上升到理論層面，從作家“生活道路”與“藝術成就”內在關聯的角度，對他們各自取得的突出藝術成就予以深度解讀。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胡采再度復出，身兼數職的他不改以評論促動創作的初心，主持創辦了《小說評論》，并對當時嶄露頭角的青年作家予以傾情關注。1981年，陜西文學界在胡采的倡議下，成立了以文學評論和文學研究為主要任務的“筆耕組”。組長：王愚，副組長：肖云儒、李星，成員：劉建軍、劉建勛、李健民、暢廣元、陳賢仲、蒙萬夫、費秉勛、薛迪之、薛瑞生、王仲生、孫豹隱等。之后，又吸收了陳孝英、李國平等，這些成員，都是從事文學理論批評的年富力強的實力派。“筆耕組”成立之后，圍繞正蓄勢待發的陜西文學創作，開展了一系列有聲有色的文學評論活動，包括對賈平凹、路遙、陳忠實、鄒志安等人的文學新作進行會診式的座談研討，就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的創作和青年作家的創作等專題接連召開作品研討和創作推進的座談會等�！肮P耕組”的文學研討和其成員的文學評論，倡導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踐行“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批評文風，對當時的一些作家作品的品評與研討，直言不諱，不留情面，使得不少作家回想起來依然心有余悸，心懷感激�！肮P耕組”的成員，各有不同的批評個性，但卻有一個共通的共性，那就是做作家諍友式的朋友。因為一些成員的相繼離世，一些成員年事已高，“筆耕組”在2011年光榮謝幕，其職能分別由《小說評論》雜志和陜西文藝評論家協會替代，但其30多年來褒優貶劣、敢于直言的批評精神，卻由李國平、李震、邢小利、梁向陽、楊輝等年輕一代批評家很好地繼承下來，并以他們的方式發揚光大。
在北京，從事文學評論的陜西籍的理論批評家為數不少，影響也很大。50年代就到北京從事文學編輯、文學研究的，就有閻綱、周明、何西來、劉茵、田珍穎，后來去北京的有雷抒雁、李炳銀、白描和我等人。這些人的文學工作不只是文學評論，文學評論也不只是關注陜西作家，但有一點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陜西作家的研討會必須參加，陜西作家來京必須聚餐。通過這種方式，參與到陜西作家的評論與推介中，以言說和文章的方式，為陜西文學的發展盡心盡力。這種來自本土之外的助推能量與積極作用，也顯然是重要的，也是有效的和有力的。
文化藝術報：陜西是現實主義文學重鎮，現實主義文學在今天依然深受讀者喜愛。您是資深批評家，在您看來，現實主義文學持久的魅力在哪里？
白燁：陜西自古以來的文學傳統，似乎一直都與現實主義有著不解之緣。從古代時期的《詩經》《史記》、杜甫、杜牧、白居易，到近代以來的鄭伯奇、柯仲平、馬健翎等，無論什么時代，無論何種文體，無不貫注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這種現實主義傳統，無論是作為一種寫作方法，還是作為一種精神品格，都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當代陜西作家，使他們始終沿著現實主義的藝術之路闊步前進，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自己卓具特色又各有千秋的以現實主義為底色的藝術個性與文學風格。
被人們看作現實主義文學旗手的柳青，對于現實主義的認識一直是清醒而堅定的。他說：“人類進步文學的現實主義道路是不會斷的”“在這條道路上既有繼承，又有不斷的革新”。他特別看重現實主義所要求的塑造典型環境里的典型性格，并從“典型沖突”的角度去理解“典型環境”。這體現于《創業史》的寫作中，就在于他不僅注重描畫社會生活大大小小的矛盾沖突，使得作品敘事跌宕起伏，而且生動鮮明地刻畫出不同階層代表人物的真實面影，同一階層也力求描畫出不同個性人物的心理特征。正因如此，《創業史》才卓具超越歷史限定的深厚內力，成為人們認知合作社時期社會劇烈變動引發農人心靈變動的一部史詩性作品。
柳青對于陜西作家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在回顧《白鹿原》的創作過程時，陳忠實就明確告訴人們：“我從對《創業史》的喜歡到對柳青的真誠崇拜，除了《創業史》的無與倫比的魅力，還有柳青獨具個性的人格魅力，我后來意識到這本書和這個作家對我的生活判斷都發生過最生動的影響，甚至毫不夸張地說是至關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個是“對于中國農村和農民的認識”；一個是“創作有柳青味兒”，也即現實主義底蘊。而陳忠實又在這樣兩個基點上有所超越，實現了凸顯自己藝術個性的藝術“剝離”。他在現實主義的底色上，揉進了新的敘事形式和語言范式，以兼收并蓄的姿態盡力展示“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和現實內容”。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又告訴人們：《白鹿原》“仍然屬于現實主義范疇�，F實主義也應該放開藝術視野，博采各種流派之長，創造出色彩斑斕的現實主義”。
陜西作家中，路遙受柳青影響最深，得柳青教益最多。他視柳青為自己的“文學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時代高度。寫作《平凡的世界》，他閱讀了大量的中外文學名著，但《創業史》他讀了7遍，柳青創作中特有的濃烈的人民性情懷，深湛的現實主義造詣，使路遙獲得了極大的啟迪與激勵。他堅信：“現實主義仍然會有蓬勃的生命力�！被谶@樣的文學認知和文化自信，路遙在文學界以追逐新潮為時尚的 20世紀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現實主義寫法，堅守現實主義精神，鍥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寫作。因為作品在寫法上不合當時的潮流，作品在出版和評論的過程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冷遇，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越來越喜歡這部人民性情懷與現實主義精神交相輝映的杰作，使它成為超越其他作品的超級常銷作品。
陜西作家因為崇尚現實主義文學，操持現實主義手法，堅守現實主義精神，都取得了各自巨大的文學成就，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學個性。這都暗含了一個絕大的文學新課題，那就是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現實主義，除現實主義本身的內涵、外延與意義，還需要再度認識現實主義與中國文學的密切緣結，現實主義與中國讀者的內在聯系。
文化藝術報：“現實題材”是現在人們談論較多的一個熱門話題，可否談談“現實題材”和現實主義的關系？
白燁：“現實題材”確實是人們談論較多的一個熱門話題，而且與現實主義密切相關，要理解這個話題和它們之間的關系，有三個要點。
第一，現實題材與現實主義的內在聯系。現實題材說的是一種題材類型，現實主義指的是一種寫作方法，但因為面對和處理的同樣都是現實，這便使他們之間有了無法割舍的種種聯系。關于現實主義，恩格斯有一段稱之為經典表述的話，恩格斯說：“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這段話里包含了兩個意思，一個意思是，現實主義要求細節的真實，還有一個意思就是現實主義要求創造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現實題材講究反映生活的真實，塑造堪稱典型的人物形象，現實主義為此提供了最為有力的保證。因此，現實主義應該是現實題材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也就是說，好的現實題材的寫作應該運用現實主義的手法，或者最好運用現實主義的方法。
第二，現實主義的原則性與開放性。現實主義的要義，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反映生活，這是現實主義的基本原則。而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去反映生活，有多種多樣的方式與方法。這就使現實主義本身，在原則性的基礎上，又具有相當的開放性。從我們中國來看，現實主義從新文學時期的魯迅、茅盾、巴金、老舍等人開始，我們的新文學傳統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到了當下，現實主義幾乎是我們當代文學的一個主流。現實主義是發展的，沒有固定模式，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造詣、自己的需要，去進行創新和發展。
第三，關鍵是要有現實主義精神�，F實主義精神是我們在作品中體現出的對人的一種高度關注，對人的生存狀態、精神狀態，以及命運的關注。因為關注人的現狀、人的發展，所以會對環繞著人的環境的一些問題進行揭露或者批判，所以現實主義精神里一定包含著批判性、抗辯性，因此，現實主義精神其實是一個更重要的東西。我們在寫作中能不能真正做到富含現實主義是一回事，但從某種意義上講，要有一個理念，就是要把人民真的放在心中，人民是歷史的主角、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在創作中要以人民作為主角，這是一個總的精神。
文化藝術報：您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喜歡文學的，做批評家是否和您大學畢業留校任教的經歷有關？后來去了北京工作，對陜西作家的持續關注，是因為陜西作家的實力，還是鄉情？
白燁：朦朦朧朧地喜歡文學，大概從“文化大革命”后期回鄉勞動時就開始了。那個時候，也就十來歲，回鄉務農，成天干農活，身體很累，精神也很感疲憊，無意中找到一本沒頭沒尾的小說，看得如醉如癡。那里邊寫到的農村生活，既有激烈的階級斗爭，又有甜蜜的男女愛情，覺得人家的農村多好，常常沉浸于閱讀帶來的種種遐想之中。后來找到有封面的完整的作品，才知道是浩然的長篇小說《艷陽天》。因此，我對浩然一直心存感激，是他的作品在我最為艱難的時候滋潤過我。在回鄉勞動的時候，經常有想寫詩的沖動，也寫了一些短詩，抒發自己的感受。后來回頭再看，只不過是一些順口溜而已。
真正了解文學并自覺地愛好上文學，是在陜西師大中文系上學之后。系統的知識學習，豐富的文學閱讀，加上請作家講課，下鄉進行寫作實習，都給我奠定了比較扎實的文學基礎，培養了一定的文學技能。那時候，喜歡詩歌，特別喜歡和癡迷郭小川、賀敬之，經常閱讀他們的詩歌，他們詩中的一些名篇、名句都能背誦下來。所以，大學期間還是愛寫詩，寫政治抒情詩，發表在學校的墻報上。留校以后，開始學習寫評論，也寫的主要是詩歌評論。寫過評《長征組歌》、評郭小川的《團泊洼的秋天》、評賀敬之的《中國十月》的文章。
再后來到了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做文學編輯。這個時候對于詩歌的熱情開始消退，轉而關注小說。一開始愛看的，想看的，做評的，都是陜西作家的作品。有關陳忠實、路遙、賈平凹的小說評論，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梢哉f，評論陜西的作家作品，是自然而然的，評論他們，我感覺得心應手，也是在“精神還鄉”。我在《從“高原”到“高峰”》的后記里說到，評論陜西作家作品，有一個發展演進過程，一開始是寄寓鄉情與鄉思，后來是評論和推介文學新人，再后來是由研讀文學經典來總結可資借鑒的文學經驗。
文化藝術報：在您看來，成為一個好的評論家，應該具備哪些素質？
白燁：我很欣賞法國批評家圣佩韋關于文學評論的一個說法，他說：“所謂評論家，不過是懂得讀書而教給他人讀的人。”所以評論家，首先應該是一個優秀的讀者，愛讀書、會讀書，有很好的感悟能力與捕捉能力，能讀懂作品中隱藏的種種妙韻，通過自己的感知發見出來。當然，這種審美能力的背后，還需要有感知生活的能力、理論概括的能力、欣賞藝術的能力，這同樣需要生活的經驗、知識的儲備、藝術的歷練。
在文學評論的寫作與表達上，我喜歡那種明達暢快、言之有物的文風，駕輕就熟、深入淺出的文字，也即具有一定的可讀性、感染力。我曾暗自給自己設立了一個目標，那就是力求“以簡約詮釋復雜，感性地表達理性”。雖然我自己并沒有完全做到，但一直是向著這個方向去努力的。
文化藝術報：對于年輕作者，您有什么建議和期許？
白燁：年輕作者，是創作的新生力量，文學的希望所在�，F在的年輕作者，確實面臨著諸多挑戰，需要在審時度勢中循序漸進。在前不久中國作協舉辦的“作家活動周·中國文學新力量專場”的“魯院一堂課”上，我曾針對青年作家的現狀提出了三點建議與希望：第一，專心致志，堅定文學追求的目標。與前輩作家相比，現在的青年作家對文學的熱愛不夠專一，有時甚至顯得三心二意，經�！叭齑螋~兩天曬網”。青年作家要經常審視和反思自己對文學的愛是否足夠純粹、堅定不移。第二，審時度勢，確立清晰的文化坐標。當下文化場域與文學環境，復雜而繚亂，誘惑人、吸引人的東西太多，包括從事文學寫作本身也有很多選擇，是靠近傳統、學習經典，還是靠近市場、趨向流行，這些都令人難以抉擇。要“守常知變”“持經達變”，先守住最基本的東西，才會有清晰的定位和足夠的定力，從而使自己在繚亂的文化環境中不迷失，不忙亂。第三，守正創新，創建自己的藝術路標。青年作家需要在創作中增強自己的藝術辨識度，而增強藝術辨識度的途徑就是出新求變，只有出新求變的東西，才屬于你自己，才可能有藝術辨識度。藝術創新要注意技巧方面的創新，但這并不是全部，決定作家創新能力與辨識度的，不是單方面某種能力，而是一個寫作者的綜合能力。在這其中，作家在體驗生活與閱讀社會方面的豐富性與獨特性更為重要。還有就是大量閱讀經典作品，學習、吸納和借鑒有益的文學養分。
提出這些建議，與年輕同仁共勉。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北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