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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益民:理念向上、筆端向下

來源:文化藝術網-文化藝術報 作者:劉龍 趙命可 時間:202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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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益民,陜西人,訴訟法學研究生,武警少將。戍邊幾十年,2次榮立二等功,11次榮立三等功。出版長篇小說《喧囂荒原》《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阿宮》《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根據地》《雪祭》,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詩書畫集《雪山上的腳印》等十多部文學著作。《一路格桑花》被改編成20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播出;《守望天山》被改編成電影和歌劇。作品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陜西省“五個一工程”獎、柳青文學獎、北京文學獎、中國作家年度大獎、徐遲文學獎、全軍文藝獎等多種獎項,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韓文等,推介到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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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益民給《文化藝術報》讀者的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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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聽朋友說您正在寫長篇,可否說說您正在創作的這部長篇,還是您熟悉的軍旅題材嗎?

黨益民:是的,是戍邊題材。我當兵42年,前兩年才從高原退休回到內地。我已經八九年沒寫長篇小說了。因為我在高原領兵戍邊,工作十分繁忙,高寒缺氧,晚上需要吃安眠藥才能入睡,而且夜里會憋醒好多次,所以不敢熬夜加班寫東西。在高原,晚上能睡個好覺比什么都重要,否則身體會被拖垮。身體垮了,怎么帶領部隊去完成任務?現在退休了,可以將自己腦袋里的許多東西,傾倒在電腦里了。退休這兩年,我就干了這么一件事。這部書將近三十萬字,我先后改了六七稿。這是一部向雪域高原戍邊軍民致敬的長篇小說,也算是我的最后一個軍禮吧。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心靈洗禮,也是一次自我挑戰。完成了這部小說,以后可能會寫寫歷史題材和渭北鄉村題材的小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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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您的長篇小說《一路格桑花》出版后,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臺一套黃金時段播出,反響很大。小說通過幾個女人走西藏的故事,演繹出一幕幕武警官兵鮮為人知的動人故事。有評論家說:“黨益民的創作足以成為今天引人思考的‘現象’,讀他的小說,對軍旅文學‘如何直面現在進行時’的當下生活,會有諸多啟發。”《一路格桑花》是您的成名作?

黨益民:算不上成名作,我一直處于業余寫作狀態,直到現在也沒多少名氣。這部書最先起筆于2003年5月。因為我在高原邊疆經歷了許多,我就想把那些鮮為人知的事情寫出來。但是我寫了6萬字就寫不下去了。我發現走進了自己固有的模式,我不愿一本書與另一本書相同,更重要的是,這種寫法不能準確地表達出我想表達的精神內涵。小說要有好故事,要“抓人”,要可讀耐讀。要做到耐讀,就不僅要講好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表達出獨特的思想。于是我干脆一敲鍵盤,把那6萬字全部刪除了。我在苦苦思考突破口。這一放就是大半年。直到2004年春節,我偶爾想到了幾句話:我愛的花兒在高原,它的美麗很少有人看見;我愛的人兒在高原,他的笑容沒有被污染。我為之一震,這不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嗎?我一下子抓住了這部書的靈魂。書的基本框架也馬上有了:用幾個都市女人進藏的視角,去再現西藏軍人的工作和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精神世界,用內地的喧囂與高原的寧靜、都市文明與雪域文化的強烈碰撞,個人情感與神圣職責、家庭冷暖與國家利益的交織抉擇等等,去寫我熟知的故事……春節過后,我正好有25天假期,我足不出戶,閉門寫作。這個過程中,我時常忍不住淚流滿面,只好停下來,洗把臉再接著寫。我用了22天時間,一氣呵成寫出了16萬字的初稿。“五一”7天長假,我作了最后一次補充、潤色和修改,便交給了出版社。幾個月后,這部小說就很快出版了,出版社在北京舉行了首發式和研討會,《北京青年報》跟進連載,改編電視劇的事也很快確定了下來。

文化藝術報:您的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出版后,榮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全軍新作品一等獎、徐遲文學獎,并被翻譯成英文、法文等文字,推介到國外。能說說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嗎?

黨益民:《一路格桑花》出版后,我沒有被這小小的成功沖昏頭腦,我返回了西藏。這次進藏,我從新疆葉城沿新藏線而上,翻越十多個冰達坂,穿越了阿里無人區,到達拉薩后又沿川藏線一路而下,經過許多塌方、雪崩、泥石流區域,一直走到四川成都,歷時40多天。一路上,我多次遇險,有時甚至感覺走到了死亡的邊緣,觸摸到了死神的額頭。這是我對自己毅力的一次考驗。但是不管怎樣,我還是由西向東又一次穿越了整個西藏。一路上,我多次被我的戰友們打動。沿途的每一個中隊我都住過一兩天,白天檢查部隊工作,晚上跟官兵們聊天。由于身體過度透支,走到川藏線半道,我就病倒了,一病就是4個多月,一邊輸液吃藥,一邊工作,晚上還要加班寫作。因為有些戰士對我說過,他們年底就要退伍了,想在他們退伍之前看到寫有他們故事的書。我答應過他們,所以我不能言而無信。有時夜里常常寫作到凌晨,后來得了嚴重的腰肌勞損,甚至無法在書桌旁邊站起來。我用了38個晚上,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那一年,我讓退伍戰士看到了寫有他們故事的書。

走在高原的路上,你時常會遇到朝圣的信徒。他們從遙遠的地方磕著等身頭,一步一步磕到圣地拉薩。他們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我也是在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不同的是,他們朝圣的是神靈,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戰友們平凡而崇高的靈魂。這部書出版時,封面有我的兩句話:“朋友,我們一起去西藏。我用胸膛,你用目光……”后來,《用胸膛行走西藏》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在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我說:魯迅讓人的靈魂覺醒,西藏讓人的靈魂凈化。感謝我長眠在西藏和現在仍然戰斗在施工一線的戰友們,是他們,給了我寫作的源泉、勇氣和力量!這本書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我和我的戰友們一起寫的,我用手中的筆,他們用青春、熱血和生命。

文化藝術報:長篇小說《雪祭》《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等作品,大多以雪山為背景,甚至作品題目都有鮮明的地域性。您認為您的作品是以獨特的地域性取勝,還是以鮮明的藝術特質在文壇引起關注的?

黨益民:說實話,我對已經出版的作品都不是很滿意。關于地域性,不是有意為之,而是命中注定。我如果沒有那么多高原戍邊經歷,怎么可能寫出這些作品?關于寫作,我有一點個人的粗淺想法:一是要有堅實的生活基礎;二是要有獨特的視角;三是創作手法要不斷創新。盡管我的許多作品都有邊疆雪域特點,但每一部都有不同的角度和寫法。這是我在藝術上的追求。寧可不寫,也要獨特。藝術永遠不變的就是變。沒有創新,就沒有個性、沒有辨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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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故鄉是每個作家創作的生命源泉,您以故鄉為素材創作了長篇小說《喧囂荒原》《阿宮》《根據地》等作品。創作這些作品,最大的挑戰在哪里?

黨益民:我是從鄉村走出來的,鄉愁有親情溫暖、有美好回憶。鄉村寫作寫什么?寫生死、悲喜、泥淖、障礙、困惑、掙扎和希望,揭示鄉村龐大而綿密的肌理紋路,以及真切的律動呼吸、內心隱秘,寫百年特別是新時代山鄉巨變,多維度敘述鄉村生活史、情感史、心靈史和變遷史。鄉村書寫既要有對舊鄉村崩解的嘆息,又要有對新農村建構的歌頌與祈望。鄉村書寫要有歷史性詩意、現實性反思、精神性悲憫。人物身上要有溫度、有陽光、有悲憫。人性是復雜的,鞭撻人性惡的同時,不要忘記表現人性中的善。還有一點,小說不是歷史教科書,不需要反映一個時代的全貌,但它反映的那一部分特別是其中的人物,應該給人以真實感,不能只是一個模糊的影子。人物是否有人性的深度,是否有時代的概括力,是否具有獨特性,讀者是否能從人物身上看見自己的身影和心靈,這些都得考慮。一個好故事,一定要有許多精彩的群像人物,他們是圍繞主角設計的,不可喧賓奪主,模糊主角。但他們的人生卻是屬于自己的,一定要給他們哪怕是一小段的高光時刻,才能讓他們活起來,讓大家記住他們。我們老家有一句話:“話說軟,事做硬。”作家要用作品說話,寫出硬作品,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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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阿宮》寫的是久遠的“阿宮腔”,作品跨越兩千年關中歷史人文長河,用凄婉、野性的筆調,描繪出一幅幅民間戲曲藝人在歷史更替中的人生百態,仿佛一卷渭北民間的“清明上河圖”。這既是一部民間戲曲的傳承秘史,又是一曲瀕臨絕跡的阿宮腔千古絕唱。寫這部作品,您都做了哪些準備?

黨益民:在我的長篇小說作品里,《阿宮》是我比較喜歡的一部,因為它很特別,但由于自己筆力不逮,還沒有達到理想的水平。阿宮腔,是我們家鄉富平獨有的戲曲劇種,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說項羽火燒阿房宮之后,逃亡的宮女將宮廷里的一種曲調帶到了民間,歷經兩千年演變,逐漸形成了阿宮腔。很久以前,我就對阿宮腔做過系統研究,采訪過許多老藝人,積累了許多第一手資料。特別是一級編劇曾長安老師,對我創作這部小說幫助很大。《阿宮》與我以前的其他小說很不一樣。這部跨越兩千年歷史的小說,很不好寫。因為沒有哪一個主人公能活兩千年,也沒有哪一個故事可以演繹兩千年。所以,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不是其中的某一個人物,而是獨特戲曲“阿宮腔”。小說各章相對獨立,都有一個完整的故事,但章與章之間的人物或相互牽連,或遙相呼應,或藕斷絲連,跟書法中的飛白一樣,筆斷意連,氣韻貫通。所以,單章可以當著短篇讀,組合在一起就是長篇,跟拼圖畫一樣,又跟縫衣裳一樣:先將布料剪成塊片,然后拼在一起,用針線細密地縫綴起來。這針線,就是古老的阿宮腔藝術。

文化藝術報:您是中國作家里唯一帶兵戍邊的將軍,從軍40多年,從士兵到將軍,榮立過十幾次戰功,真的很不容易。您還利用業余時間堅持寫作,并且獲得過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全國文學大獎,可謂事業創作雙豐收。您是哪年當兵的?

黨益民:我是1982年當兵進藏的,基建工程兵,修建青藏公路。后來我們基建工程兵轉隸于武警部隊。我們當年基建工程兵一個師三個團,兩個工兵團,一個汽車團,全部擺在青藏線上。當年生活條件很苦,住的是帳篷,吃的壓縮菜、土豆白菜、鹽水煮黃豆。早上起床,大頭鞋凍在沼澤地上,費很大勁才能從地上拔起來。那時候機械化程度很低,施工基本靠人工,鐵鍬鋼釬、三輪小推車是常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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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們在河灘用鐵篩子篩沙石料,每天每人都有定量,還要從河灘往上背石頭,許多戰友的棉襖都磨破了,棉絮在寒風中飛揚。說來您可能不信,施工時我們大多時候都穿著光棉襖,夏天唐古拉也很冷,也得穿棉襖。“風吹石頭跑,四季穿棉襖。”為啥不穿軍裝外套?因為要背石頭嘛,很費衣裳,服裝每人就那么一兩套,磨破了咋辦?探親休假時怕親人看見心疼,村里人看見笑話。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我們每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春季部隊“上山”,一直到大雪封山才能“下山”,撤回到格爾木大本營,進行冬季整訓。許多戰友當兵三年,直到退伍,也沒有見過格爾木的一片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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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您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

黨益民:基建工程兵10年間,我們一個師犧牲了100多名戰友,其中也有我的同年兵,有的就犧牲在我的跟前。現在想起來都會落淚。他們走了,我還活著。我就想寫寫他們,寫寫高原,寫寫我們的高原軍人。我業余寫點東西,不為別的,就是為了當年犧牲的那些戰友,為了給高原上的官兵們留下點真實記錄。當兵第二年冬天,天寒地凍,大部隊已經“下山”了,汽車團想在大雪封山前運送最后一趟施工物資,沒想到那年的暴風雪提前到來,車隊最后一輛車被堵在了半路上,與部隊失去了聯系。駕駛員只有20多歲,“焊”在路上幾天幾夜,又凍又餓,最后昏死在駕駛室里。后來,路過的一個藏族大姐發現了他,用牦牛把他馱回帳篷,將他凍僵的雙腳揣在懷里,直到他漸漸蘇醒……這個故事很快傳遍了部隊。我聽到后很感動,找到那位獲救的戰友,了解了當時的詳細情況。那位戰友說過的一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家里除了父母,還有一個姐姐,我覺得那位藏族大姐,比我的親姐姐還要親!”我以此為素材,利用3個晚上,寫成一篇9000多字的短篇小說《姐弟情》。用復寫紙謄寫了一遍,留下底稿,將原稿寄給了《西藏日報》。兩個月后,這篇小說在《西藏日報》用整版篇幅刊登出來了。那時我才20歲,自己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別提有多高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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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看了您的簡歷,從軍跨越青海、西藏、四川、北京、新疆、遼寧等6個省市區,經歷很豐富,榮立過2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豐富的人生經歷,對您的創作有何影響?

黨益民:我先后在6個省市區工作過,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高原邊疆。所有的經歷都是命運對我的眷顧,所有的苦難都是寶貴的財富。我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以及西藏 70多個縣和新疆的絕大部分地區。戍邊生活是我生命中難以磨滅、不能忘卻的記憶。我忘不了進藏路上那些朝圣者虔誠堅毅的目光;忘不了長江源頭、雪山之巔的壯美日出;忘不了唐古拉山口滿山遍野的浩雪;忘不了老班長接到女友分手信時的那種絕望與悲傷;忘不了一個新兵從兵車上跳下來,雙腳剛剛踏上千年凍土,就因高原反應倒在地上再也沒有醒來;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給中斷時,一個戰士為了追趕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倒在了地上,心臟停止了跳動;忘不了體力不支時,排長端給我的那碗白糖水和藏族同胞送來的酥油茶;忘不了阿里無人區里兩個女軍人提起遠在千里的孩子時難以控制的淚水;忘不了一個去西藏結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腫長眠不醒,將自己的婚禮變成了葬禮;忘不了妻子帶著5歲的兒子去西藏探親,丈夫去執行搶險任務,母子在營地苦苦等待,等來的卻是丈夫犧牲的噩耗;忘不了被樟木口岸“三百米死亡線”、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線“102”塌方群、“怒八”山體大崩塌吞噬了的那些戰友;忘不了我們舉著蠟燭為援藏醫生照亮,眼睜睜地看著一位年輕又帥氣的代理排長,一點一點停止了呼吸;忘不了一個推土機手連同他的推土機,一起被泥石流瞬間卷走;忘不了川藏線上那個愛笑的陜西同年兵,我們剛剛還在一起,轉眼他就在執行任務中犧牲,半個月后我們才找到他的半具遺體,三個月后又找到半具遺骸,我們不得不兩次掩埋他,使他成為全軍唯一擁有兩座墳墓的士兵……我如同虔誠的圣徒,用滾燙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信徒們朝圣的是神靈,而我朝圣的是長眠在雪山上的戰友們的英靈。在高原邊疆,我多次遇到生死劫難: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40多度,我幾乎凍死;為了給駐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樣,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13個半小時,徒步58公里,繞著岡底斯山的主峰岡仁波齊走了一圈,幾乎累死;在黑昌線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黃豆,我幾乎餓死;在阿里無人區夜渡冰河,冰層突然坍塌,車子陷進河中,我幾乎被淹死;在川藏線怒八段遭遇山體崩塌,我幾乎被石頭砸死;我在西藏得過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邊乘車行軍,邊手舉吊瓶自己給自己輸液,輸到再也輸不進去,后來病情惡化引起肺水腫幾乎病死,現在我的肺里還有肺大泡,支氣管嚴重擴張,一感冒就咳嗽三五個月……但每次我都大難不死,活了下來。與那些犧牲了的戰友相比,我是幸運的。我覺得,高原邊疆是我靈魂的棲息地。在高原,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的意義;在高原,我真正體驗到了活著的艱難和死去的容易。我經歷了許多次生死劫難,好幾次目睹戰友犧牲,但我卻無能為力。盡管我十幾次立功,但是我從來不敢以功臣自居,因為在我心里,那些犧牲奉獻的戰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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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您工作比較忙,業余時間創作了這么多作品,長篇小說就有8部,也獲得過很多獎。您是如何處理工作與創作的關系的?

黨益民:盡管我在工作之余寫了一點東西,但這只是我的業余愛好,離專業水平還有一定的距離。文學是神圣的,但不要把搞文學的人搞得很神圣,不管是專業寫作,還是業余寫作,大家都是普通人,職業寫作也好,業余寫作也好,還是我愛說的那句老話:寫出硬作品,才是硬道理。領兵戍邊是我的職責,寫作只是個人愛好,先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晚上、休息日、假期再去寫作。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必須厘清,不能本末倒置。關于寫作,我給自己規定了三條:一是憑良心寫作,二是不在工作時間寫作,三是不向部隊推銷我自己的一本書。這三條,我堅持了幾十年,從來沒有違反過。比如,《一路格桑花》是我利用22天假期寫成的,《用胸膛行走西藏》是用38個晚上寫成的,《守望天山》是用10個晚上寫成的。現在退休了,可以從容一點寫作,爭取能寫出像樣一點的作品。

文化藝術報:前幾年您在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詩書畫集《雪山上的腳印》,書畫對您的創作、生活,有何影響?

黨益民:詩書畫集《雪山上的腳印》,那里面的幾百首詩,都是早上醒來或晚上失眠時,在手機備忘錄上隨手記錄的,積累多了,黨靖社長說給你出本詩集吧,我說好吧,就這樣出版了。我平時忙于工作,只是在業余時間讀書寫作畫畫。包括長篇小說《雪祭》里面的12幅西藏風情插圖,也都是我自己畫的,好幾本書的封面題字也是我自己寫的。我寫字畫畫也很業余,無宗無派,與天為徒,師法自然。我不拜某一個人為師,但我拜所有人為師,拜大自然為師。人在軍旅,東奔西走,40多年轉戰6個省市區,也沒有時間拜師學藝,只能抽空讀帖讀畫。這樣也好,博采眾法,歸于無法。我以為,無論“師古人”“師造化”,皆應“師心不師跡”。石濤說:“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須眉。”這話很有道理,我很喜歡。字畫講究的是筆趣和意境,強調一個“魂”字。我的書法和繪畫作品,純粹是自娛自樂,在行家眼里也許不夠水準,但皆“發我之肺腑”,畫的是我眼中的世界,寫的是我心中的世界。其實文學也是一樣。關于書畫,我有“三不”:不加入協會,不參加書畫展,不賣一幅書畫作品。只限于朋友交流。其實無論文學書法繪畫,都是一個道理,要有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的風格,也就是說,要有自己的“辨識度”。齊白石說,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學習別人,是為了塑造不一樣的自己,而不是成為第二個別人。跟在別人后面跑,永遠也成不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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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報:哪些作家和作品,對您的創作有過影響?

黨益民:古人說:行萬里路,破萬卷書。愛好寫作,不讀書怎么行?不僅要多讀書,而且要讀好書、讀經典。我每年都有自己的讀書計劃,至少要精讀50本書。我認為文學經典,起碼應該具備這么幾點:一是人文關懷,二是人性深度,三是批判精神,四是獨特手法,五是現實主義。現實主義需要回答人類的終極問題,需要對人性乃至社會做出深刻的反思,還需要偉大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和奮斗精神。一位成功的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價值考量,一是要有顛覆性,要在思想上有獨立的思考和表達,在寫法上有創新有突破;二是要有廣泛的讀者群和影響力,能夠滋養后來的作家。我們中華民族的經典作品很多,對我影響最大的,大家耳熟能詳,我就不一一列舉了。外國經典作品也很多,比如福克納《我彌留之際》《喧嘩與騷動》《村子》,巴別爾《騎兵軍》,梅里美《卡門》等,這些小說細節準確傳神、故事引人入勝、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博爾赫斯《小徑分岔的花園》、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等,充滿想象力,具有智慧風貌。比如《包法利夫人》《紅與黑》《湯姆叔叔的小屋》《飄》等,這些小說具有現實主義架構和底層關懷精神。比如《日瓦戈醫生》《卡拉馬佐夫兄弟》《父與子》等,致力于發現并揭示生活真相。比如《老人與海》《約翰·克利斯朵夫》等,尋找光明、給人安慰與力量。比如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艾特瑪托夫《一日長于百年》、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等,這些作品充滿歷史感、正義感、責任感以及人性的復雜性。秘魯作家略薩的《綠房子》《上尉和他的勞軍女郎》《城市與狗》《酒吧長談》等,阿根廷科塔薩爾的《跳房子》《被占的宅子》《萬火歸一》《中獎彩票》等,都對我有裨益。《跳房子》是挑戰閱讀的小說,包含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一切寫作技法,可以有多種讀法。俄羅斯作家布爾加科夫《大師與瑪格麗特》,將現實與神話融為一體,表現懲惡揚善的主題,是三結合作品:現實主義、象征主義、魔幻現實主義。英國印裔作家拉什迪《午夜之子》,以印度次大陸為背景,敘述手段十分靈活,將現實敘事與幻想敘事結合起來,融入神話、寓言、民間傳說、政治評論。這些經典作品,都給過我精神的滋養和藝術的啟迪,到底哪一部給我營養最多,我也說不清楚。就像吃飯一樣,吃進去的各種食物,各有各的營養。

文化藝術報:對青年作者,您有話要說嗎?

黨益民:不要相信天上會掉餡餅,成功要靠自己去奮斗。

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記者 劉龍 趙命可

(本專欄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編輯: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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