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古心

陳直（1901—1980），原名邦直，后因有同姓名者，遂改名為直，字進宧（又作進宜），號摹廬，又號弄瓦翁。祖籍江蘇鎮江，生于江蘇東臺，世代以詩賦傳家，伯父陳祺壽（1863—1929）、父親陳培壽(1868—1940）皆嗜金石之學，陳祺壽撰有《且樸齋文鈔》《且樸齋詩鈔》《且樸齋書跋》《武梁祠畫像題字考》等，陳培壽撰有《楚辭大義述》《說文今義》《武梁祠畫像題字補考》等。少時陳直便與長兄陳邦福（1893—1977）、從兄陳邦懷（1897—1986）一起研讀金石經史，后兩兄皆成古文字學大家，均有豐富著述，陳直則以精研秦漢史聞名于海內外，其著作頗豐，尤以《摹廬叢著》十八種為最著。十八種著述為：《讀金日札》《讀子日札》《漢書新證》《史記新證》《居延漢簡綜論》《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系年》《居延漢簡甲編釋文訂誤》《敦煌漢簡釋文平議》《關中秦漢陶錄》《秦漢瓦當概述》《兩漢經濟史料論叢》《鹽鐵論解要》《三輔黃圖校證》《古籍述聞》《顏氏家訓注補正》《南北朝王謝元氏世系表》《文史考古論叢》。

陳直青年像、晚年像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謂治史者應具“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馮友蘭云：才者，文筆精妙也；學者，史料精熟也；識者，選材精當也。自此，史才三長便成良史之標準。及至清代，章實齋又謂“史才四長”，即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其中，“史德”指著史者的心術，為史家褒貶公正、追求真理的忠實心。才、學、識謂為學術，而德謂為心術，學術（才、學、識）與心術（德）得一不易，兼備尤難，正所謂“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良史稀見，然在中國現代史壇上卻正有這樣一位甘貧樂道、孜孜以求的史學家，他就是弄瓦翁陳直先生。

一

北宋王安石有詩曰：“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從此，“京口”便因這首膾炙人口的《泊船瓜洲》而聞名于世。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山水名勝，風景如畫，曾被梁武帝盛贊為“天下第一江山”，正因其風光俊秀，康熙年間，陳直先生的八世祖陳宏澤先生便從江蘇句容遷至鎮江定居，因此陳直先生一直把鎮江作為祖籍。

陳直出生于書香世家，祖父陳桂琛精通醫術，尤擅辭賦，著有《寄一枝室詩鈔》，咸豐十年（1860），因太平軍與清軍激戰于鎮江而攜家逃至江蘇東臺縣，課館授徒以養家。父親陳培壽、伯父陳祺壽皆篤嗜金石，且精研經史訓詁之學，曾師從晚清著名考據學家王先謙，兩人均有著作傳世。得自深厚的家學熏養，陳直在孩童時就開始認讀古文字，誦習《說文解字段注》《說文古籀補》等書，并常常觀摩父親和伯父歷年所搜集的青銅、陶器、石刻等各種金石拓片，拓片上古拙斑駁的文字深深吸引著他，為他打開了一扇探秘古奧歷史的窗戶。時父親在家開館設學，長兄陳邦福（字墨迻，又作墨移）、從兄陳邦懷（字保之）亦共同受業。父親講授《史》《漢》選讀時，年僅八歲的陳直常在窗外竊聽。有一次，父親講解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課后陳直便將偷聽來的說給父親聽，父親夸贊有加，讓他將原文抄錄下來，誦讀幾遍后他便能流利背誦，西漢昭宣時期的名人，他皆能數說一二。稍長，他便能泛覽《春秋》《文選》《顏氏家訓》等古書。

十三歲時，父親在西溪鎮三賢祠設塾課徒，陳直亦附學隨讀，始正式研讀《史記》，因家貧書少，他只能看縮小版的石印本，次年始讀《漢書》，所用本子為長兄陳邦福的標點本。徜徉在悠遠綿長的古史世界中，他感到趣味無窮。此后每隔兩年，他必讀一次《史記》《漢書》，數十年精勤不懈，以至不僅能通篇背誦，就連《史》《漢》中的每條注釋，他都記得通熟，這讓當世學者嘆服不已。除了誦讀《史》《漢》《楚辭》《詩經》《中說》《書品》《畫品》等父親講授的古籍外，陳直還在兄長和父親的指導下，開始學習金石鑒別及考證之法，始窺治學門徑。“我年十四五，喜摹金石字。我家三兄弟，采摭有同嗜。各各出所藏，一一相較次。”這首自作詩正是他與長兄邦福、從兄邦懷相互砥礪、共同探究金石學問的真實寫照。其時甲骨文研究初盛，機緣巧合，民國六年（1917）從兄陳邦懷作客上海時，父執宣哲先生贈其有字甲骨四五十片，邦懷如獲至寶，忙攜歸家，看到這比金文更古老的文字，三兄弟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樣驚喜若狂，在日復一日的研磨中，這些古老的甲骨文字慢慢被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不過數年，三兄弟即陸續有著述問世，陳邦懷撰有《殷墟書契考釋小箋》《殷契拾遺》，陳邦福撰《殷墟薶契考》《殷契辨疑》《殷契說存》等，陳直則撰《殷契賸義》，并請友人葉恭綽題簽。對早期甲骨文研究，三兄弟皆貢獻良多。除了得自家法，三兄弟還深受王國維治學方法的影響，陳邦懷曾問學王國維，并與王國維有多次書信往來，陳直亦以王國維的私淑弟子自居。

黃賓虹致陳直墨書函

因自少年時便浸淫于金石訓詁之學，陳直逐漸結交了諸多名流前輩，如黃賓虹、鄒適廬、徐積余、龔懷希、周夢坡、丁仲祐等，時時請益于諸老蒼，或探究古字，或研討書畫，或詢咨篆刻，獲益不貲。民國八年（1919），黃賓虹曾選璽印精拓百方寄贈，陳直常摹寫玩賞，愛不釋手。隨著見聞日廣，學識益進，二十歲后陳直陸續撰成《史漢問答》《南北朝王謝元氏世系表》（未印行）、《楚辭拾遺》《摹廬金石經眼錄》《殷契賸義》《漢封泥考略》《漢晉木簡考略》等近十種，其中《楚辭拾遺》在1936年被世界書局收入《楚辭四種》，與洪興祖《楚辭補注》、戴震《屈原賦注》、蕭尺木《離騷圖經》并列，可見其學術分量。學術探索，永無止境，平日除教學、協助伯父編纂縣志，耽嗜金石經史、燈下展卷而讀成了陳直經年不倦的慣習。然時戰事逼近，一場席卷大半個中國的侵華戰爭的到來，打破了他平淡而寧靜的生活。

二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烽火連歲，彈痕遍地，為避日寇轟炸，陳直亦攜家輾轉東臺各村，一家人衣食無著，生活漸趨困頓。1940年初，在天津中國銀行任職的好友沈次量被調往剛成立的天水中國銀行，擔任副總經理，臨行之際，遂招陳直亦至天水分行執掌筆札（相當于文書一職）。為謀生計，陳直只好暫別妻兒，于次月即動身遠行關隴。他自東臺啟途赴滬，經香港、昆明、貴陽、重慶、成都、西安，繞行萬里，歷時半歲余而抵天水。在那戰火紛飛的年月，交通受阻，途中艱險可想而知。過香港海防，有詩寄友人云：“早歲閑情賦，中年乞食詩。晚來須一變，要以佛為師。”（《港上贈何駢憙》）顛沛流離，辛酸之狀溢于紙端。途經昆明時寄妻詩曰：“萬里西征出有車，盤飧每感食無魚。相思一片家常話，勝過南朝寄婦書。”（《昆明寄明華東臺》）與妻情篤，傷別離思真切感人。羈旅雖苦，然金石之嗜未減，沿途訪碑探古，尋瓦覓泉，所獲亦豐。

中國銀行天水分行設于天水縣城，戰時這里集結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批精英。古城天水僻居西陲，歷史悠久，有“羲皇故里”之稱，歷史遺存甚豐。簿書之暇，陳直常與友人沈次量、賈蕓蓀尋訪古跡（如隗囂宮、李廣墓、李將軍故居、諸葛壘、織錦臺等），并題詩詠懷；每得佳拓，則相互見示題贈。因父兄亦好金石，家書中常附拓以寄，一次，陳直將所獲“淮南半瓦”拓片寄至其父，父親大為歡喜，賜書嘆其“精絕”。客居天水多時，陳直還結交了馮國瑞、汪劍平等天水著名學者，暇時常與之詩文唱和，探討學術，在給從兄陳邦懷的家書中有詩曰：“感舊周夢坡（指周慶云），知我沈東陽（指沈次量），消息念適廬（指鄒安），晤言喜仲翔（指馮國瑞），飈舉數君子，立言各有方。”故友新知，益我多聞，則學問日進矣！

1942年初，天水分行遷往古都西安，改稱西安分行。“金石淵藪，夙推關中”，作為周秦漢唐文明的薈萃之地，古都蘊藏著數不清的“奇珍異寶”，這讓醉心金石的陳直欣喜不已。簿書之余，他便去訪求古董。時西安城內南院門、北大街、西大街等地的古玩市場常有他流連躑躅的身影，久之他便與諸古董商如白祚、白集五、馬崇德、蘇桂昉、馬仲良、趙榮祿等相識相熟。因同嗜金石，他還結交了段紹嘉、柯莘農、薛定夫、劉漢基、劉軍山、陳堯廷等藏家學者，并與之交流拓片，互通有無。每新獲鼎彝陶石、璽印貨泉等，藏賈便請陳直等人前來鑒賞，因囊中羞澀，陳直青睞于選購價格低廉的磚瓦、錢范等陶器。他見估人藏有漢建平三年瓦，新莽始建國、天鳳等瓦片，甚為驚奇，因金石各書多紀瓦當，錄瓦片者至鮮，究其原因，“蓋秦中人士尚目驗，不講著錄；江浙人士重考證，不作遠游，以致西京文字湮沒不彰”，于是他著力搜集刻有文字的磚瓦，除了向古董商詢購，他還遍歷秦漢諸陵及遺址，覓尋磚瓦，如在秦始皇陵撿得“左司空”瓦片，在未央宮天祿閣遺址撿得“康氏”瓦片、石渠閣遺址撿得陰文錢幕磚范、五銖錢文瓦，在長安北鄉窯店遺址附近向村民購得漢“咸亭完里丹器”殘陶片等。“長安樂訪古，瓦文日搜剔”，正是當時情形的真切寫照，他因此也自號“弄瓦翁”。

積年累月，所得既夥，始纂輯著述，他將所獲瓦當陶文資料分門別類，一一考索其源流，友人王獻唐讀了他在1942年發表于《西北論衡》上的《秦居瓦談》后，贊嘆其考證“博贍精審，珮紉曷已”。1947年他纂成《摹廬藏瓦》，該著擇取精拓八十余紙，各作題識，后又經多次訂補，“于是集瓦之經過，年代之考訂，價值之辨析，觀點之更新，一一明晰，通覽全書，于治學大有裨益”。

然時局動蕩，潛心著述的寧靜又一次因戰亂而中斷，時國共兩黨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1948年5月關中告警，為保護所藏磚瓦陶器，陳直不得不將這些“寶物”運至重慶親戚家。年底，關中再次告急，他又急忙攜家倉皇逃離西安，除夕抵達蘭州，直到次年9月才返回。輾轉流徙，衣食尚且難以為繼，遑論其他，他不禁哀嘆：“世亂年荒，無人賞古，而楊家城亦無出土者，豈天亦鑒于我輩空囊而故閟其蘊藏歟？”其嗜古卻又無奈的心聲不由令人唏噓動容。

陳直所用文具（西北大學博物館藏）

陳直所用印章（西北大學博物館藏）

三

1949年西安和平解放，千年古都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次年，在時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的舉薦下，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延請陳直來校任教。自此陳直結束了在銀行十年的文書生涯，而開始執教于西大歷史系。大學穩定和寬松的環境讓他如魚得水，數十年的積累終于如火山噴發，一發而不可收，一部部皇皇巨著在他穩健精妙的筆下陸續誕生。

1951年陳直始撰《關中秦漢陶錄》（含《補編》），1954年寫就。該著收錄各類陶文（如陶尊、陶盆、陶甕、撲滿等）、瓦當瓦片、磚文、錢范四種，計拓紙五百余件，“皆以前人未經著錄之品為斷，瓦當已見羅氏《秦漢瓦當文字》及《書道》者，磚文已見于專門名家者，錢范已見于《古泉匯》及《古器物范圖錄》者，則不復甄采”，“陶文類之特色，則有鳥獸范題字及咸里各陶器、各種撲滿，瓦當類則有佳漢三年、粱宮、涌泉混流等品，瓦片類則有永三年、始建國、天鳳四年等品，磚文類則有鳳翔人物狩獵紋大畫磚、秦始皇陵磚，錢范類則有五銖一泉范、左作貨泉陶片等”。其著錄品類之廣、搜羅之富、考證之精，皆遠超羅振玉《秦漢瓦當文字》等同類著作，特別是書中對西漢陶錢范紀年的著錄和考釋頗具開創性。然其撰輯過程殊為不易，“憶向王子獻君乞求涌泉混流瓦拓一紙，炎風烈日，城郊往返至七八次，然后得之，其他屢求而不得，足繭唇焦者不可悉數”，其艱辛之狀可想而知。

自1954年起，陳直始專治秦漢史，披荊斬棘，“開疆拓土”，在秦漢史領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1958年《兩漢經濟史料論叢》付梓刊行，引起學界轟動。該著是我國第一部講述兩漢手工業的專書。對于兩漢的屯戍制度，紡織、漆器、制鹽、冶鐵、銅器、兵器等手工各業，金、銀、錫、銅、石油等礦產業，兩漢的刑徒和工人的類別，邊郡物價等經濟史方面的內容，史籍鮮有記載。該書稽古鉤沉，引用新發現的漢簡、墓葬、陶器等考古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生動再現了兩漢社會經濟各領域的面貌，雖為學術研究之作，但文采煥然，娓娓道來，頗有《史》《漢》之風。次年，《漢書新證》刊行，其“精密考證立刻引起了秦漢史學者的好評，甚至日本學者也從海外來信訪購”。《漢書》自成書后兩千年來，作注者有上百家，皆以書面材料為主，轉相引證，問題滋多。《漢書新證》獨辟蹊徑，主要采用地下出土的木簡、銅器、漆器、陶器、封泥、印章、貨幣、石刻等兩漢金石材料，詮釋疏證，發伏訂訛，言前人所未言，為《漢書》研究開創了一條新道路。書成后，因地下考古資料日有發現，證之文獻，補其缺漏，糾其舛誤，經數年不斷修訂，再版時由初始的十余萬字增至三十余萬字，其孜孜不懈、精益求精的學術品格令人欽敬。《漢書新證》撰畢，又成《史記新證》，所用方法仍是“多以出土之古器物，證實太史公之紀載”“使文獻與考古結合為一家”，為《史記》研究新辟了一片廣闊的天地。

20世紀居延漢簡被發掘出土后，馬衡、勞榦、賀昌群、向達、于豪亮等人對它進行了整理、考釋和研究，其釋文或有訛誤，考證或有未當，論述或有未備，教學之余，陳直對全部簡文皆一一加以探索，鉤稽貫串，與漢代流傳之古籍互相印證，1956—1962六年間，撰成《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勞氏釋文校訂》《居延漢簡系年》《居延漢簡文例》《〈居延漢簡甲編〉釋文校訂》《敦煌漢簡釋文平議》《居延漢簡綜論》七種，時有真知灼見。如居延簡文有“官寫氐”“二紙自取”“氐□十八，出氐□言正起□一頁”，對于“氐”，陳直“皆考為紙字之省文，為西漢中晚期已發現用紙之重要材料……與《漢書·趙皇后傳》所記赫蹏書，時代亦極相當”；又如關于居延漢簡紀年，勞榦所考起于漢武帝太初三年，止于光武帝建武六年，陳直據簡文干支一一細加考索，認為當始于太初二年，迄于光武十六年。

因其史學成就卓著，1963年北京大學翦伯贊副校長禮請陳直前去講學，次年，東北文史研究所佟冬所長亦延聘他去講學，“這個沒有任何學銜的學者，就一躍而成為著名的專家了”。在那個大師輩出的時代，延請一個沒有受過名師傳授、沒有高等學歷的普通學者并不多見。兩次講學期間，陳直還隨身攜帶《秦漢瓦當概述》（在《秦居瓦談》基礎上修訂而成）、《讀〈齊民要術〉札記》《鹽鐵論解要》等書稿，秉燭著書已是他長年不怠的習慣。然而就在他撰畢《三輔黃圖校證》不久，一場席卷全國的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開始了，無數知識分子因此蒙垢受屈，陳直的研究工作亦遭批判。在那風雨如晦的日子里，妻子因病去世，唯有雙目失明的幼子陳治成（1932—2021）相伴左右。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運動，他獨語治成：孔子的地位是幾千年形成的，一個運動怎么就能把他打倒了呢？一個“有教無類”，一個“仁者愛人”，恐怕是打不倒的吧！這種不屈不折的風骨，根植于他那悃愊無華的稟賦和學養。為“躲避”運動，他常鎖閉前后門窗，獨坐桌前，日不廢卷，相繼撰成《讀子日札》《讀金日札》，以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互證之法，探究先秦諸子、殷周金文，頗多創見。

自母親去世后，陳直便自號“摹廬”（時27歲），摹與慕通，取慕慈親之義，因此他將全部著述謂為“摹廬叢著”。晚年，他將二百萬言的學術著作手書四種，分藏四川省圖書館、陜西省圖書館、西北大學圖書館及家中。彭樹智曾回憶說：“當我看到他用毛筆正楷書寫的十八種《摹廬叢書》四種稿本共193 冊的巨大工程時，不由令人肅然起敬。”

四

在西大任教的三十年中，陳直先后撰成十八種著述（《摹廬叢著》十八種），因其在秦漢史領域的卓越成就，他被公認為當代秦漢史研究的一面旗幟。除潛心著述外，在教學工作中，他亦是先行者。西大考古學專業和秦漢史研究室就是在他的規劃和帶領下創辦起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各高校開設考古學課程的還為數不多，他不僅親自撰寫考古學教材，還時常帶領學生到西安及附近的古遺址、古陵墓去實地訪查。凡有考古新發現，他也都及時編入教材，豐富課堂教學。因陳直是鎮江人，地方口音重，學生乍聽不習慣，他便在課堂上再三問道：“聽懂沒有？哪一位還沒有聽懂，請舉手。”即使有一人不懂，他也講解再三，直到學生理解為止，其誨人不倦如此。而對于求教者，不論是否相識，他都真誠相待，且和盤托出，從不厚此薄彼。他常自言其治學方法“如同打井”，對前人沒有解決或解決得不好的問題窮追不舍，直到“見水”為止，還教導學生做學問要博采眾家，不宜有門戶之見，其扶掖后學的殷殷之情可見一斑。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為人推重的學問家生活卻極其清貧，晚年他病魔纏身，曾給他看病的西京醫院院長李煥章說：“記得我第一次到先生家的時候，幾乎是驚呆了！我萬萬沒有想到，一位蜚聲中外的教授，生活竟是那樣的簡樸：住的是50年代的舊樓，光線極暗，室內沒有擺設，一張面子已磨得發白了的二斗桌，一張硬板單人床。當時，我不覺心酸淚下。”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之學在培養道德，只求營養自己的精神和生命力；為人之學在炫耀于人，以學問作為名利之本。陳直著作等身，但一生從未奔走于權貴之門，去謀求一官半職，真正做到了為己之學。作為一代史學家，其才、其學、其識、其德可謂臻備。

西北大學歷史系《漢書》標點組師生合影（前排右四為陳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80年7月，就在陳直先生去世后的一個月，青年學生周曉陸經長途跋涉，特地趕來古都拜見心中景仰的這位前輩，卻不承想已陰陽兩隔，“當時的悵惘，在心間撞擊至今” 。日本著名學者大庭修曾說：“當筆者年輕的時候——如果那時的中日關系和今天一樣正常化，并有可能到中國來留學的話，我一定會到西北大學來投到陳直教授的門下。”

陳直先生去世后，石興邦、張豈之、彭樹智、袁仲一、李學勤、林劍鳴、黃留珠、周天游等眾友人弟子皆傷慟不已，或整理遺稿，或奮其遺志，或傳揚其學，以寄無限哀思與追念。

（文中圖片系作者提供。作者單位：陜西匯文出版傳媒有限公司） 

編輯：文平           責編：小木           終審：張建全